本报记者　朱华夏

　　近10年来，世界医学体系不断调整，中西医在碰撞中也不断磨合交融。为让千年中医药学走向世界，国内不少中医工作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探索中医现代化，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何裕民教授就是其一，当时学术界称他们为“少壮派”。

　　十余年过去了，当年的“少壮派”如今都已步入中年。而学术界的质疑和争论并未停息。但是，就在中医是否该现代化、如何现代化尚未有所定论时，中医西医化等片面极端的解构方式却已露征兆。

　　中医现代化命运究竟如何？日前，记者采访了何裕民教授。

　　前提：继承中医千余年精髓

　　记者：有人说，中医药大学的本科生先学西医，硕士生研究分子学，博士生研究基因学，中医现代化变成了中医西医化。你如何看待传统中医？

　　何裕民：中医的发展，首先是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然后才是中医学的发展。可以说，认识中医，是从学习中医哲学思维入手的。

　　我其实是误打误撞跨进了中医门槛，真正入门也是从认识中医哲学思维开始。毕业实习时，我碰上一个患有严重心脏病的病人，按书上记载用了“真武汤”，没想到把病情控制得很好。我对中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加上对哲学也一向很感兴趣，当时觉得无论从文化学，还是从哲学或诊疗技术等角度看待中医，都博大精深。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就是“中医心身医学思想研究”。

　　中医理论的研习，影响直到今天。中医强调人是一个有机整体，讲究辨证治疗。从《内经》起，中医学或单独讨论体质和气质，或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分析，注重形神相关。可以说，中医是呼唤人性的医学。受此启发，我将中医心身医学的理念运用到临床诊疗，也就是“圆桌诊疗”、“整体治疗”及“快乐疗法”等。很多人觉得这是西方心理学的运用，其实是中医理论。

　　这种运用仅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例证。事实上，创新并不仅我一人，也不只在现时当代。追溯几千年发展，可以发现，在一脉相承的思维体系基础上，中医是不断创新发展的，特别在诊疗方面，历代成果层出不穷。我之所以探索中医现代化，也是因为坚信中医必须发展，在探索过程中又始终坚持“继承”是“发展”的前提。

　　难点：破译“可口可乐配方”

　　记者：中医自成体系，在形成诊疗优势的同时，却也阻碍了世界对其的理解。很多现代化探索者的精力都用在了翻译术语上。你曾经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讲解中医，又编写了许多中医教材，甚至尝试用现代提取技术研制中成药。在如何让中医现代化方面，你有什么体会？

　　何裕民：继承是前提，但发展还是核心。用现代术语解释中医，又是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我最近在总主编一套面向21世纪样板教材，也是教育部“十五”规划教材，总共有12本，主要给中医学生使用，同时也希望借此让科学化、系统化、学科化的中医学能让更多人容易接受些。

　　但是，中医现代化并不能简单理解成翻译，也不仅仅是案头工作。它更重要的任务是，从技术层面上提炼中医，让合理成分充分被阐明、发扬广大。比如诊疗方式的更新，药材的破译。

　　诊疗方面，我们借鉴了很多，如化验检查、心理治疗等到今天都在运用，破译药材进度相对落后。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看到报道说“吉林白参”因“高丽参”、“西洋参”热销而“卖到萝卜价”。当时直接联想到我们的方剂，如果还躺在“六味地黄丸”、“跌打丸”传统药典上睡大觉，中药材可能连生存都有危机。在加强研究中医药理论时，传统中草药同样面临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研究和开发新产品的问题。

　　机会来得也不迟。没过几年，我兼任上海中医药研究所所长一职，接触了大量现代制作工艺。因为我主要研究肿瘤治疗，就想能不能把药材成分及其功效一一分辨清楚，利用现代提取技术重新组合研制抗癌药品。这样，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药材功效，另一方面又可以去除药材的毒副作用，促使无毒状态下的癌细胞自我凋亡或癌肿逐步萎缩，也就是中药西制、中药西用。

　　从近几年跟踪的约2．4万名癌症患者的治疗情况看，新型诊疗手段配合新型中药，非常有效，很多西医束手无策的病例，如今已经存活六七年之久。这也可以说，实践证明中医现代化是可行的。

　　目前的难点是分析出汤剂成分发挥功效的最佳组合比例，我们称它为“可口可乐配方”。我一直有个梦想，中医能否形成一个范式。如果能顺利找到破译的钥匙，这梦想或许会实现一大半。

　　关键：潜心实践求真经

　　记者：寻找配方比例，仅仅实现了梦想的一大半。那实现中医现代化，还取决于哪些因素？

　　何裕民：我对大一新生一直说三句话：你们首先是科学工作者，其次是医务工作者，再次才是以中医为主的医务工作者。

　　这些话的关键在于“工作”。中医是一门实证研究的学科和科学，几千年来一直在进行临床实验。现时代的中医，不仅是传统中医的继承者和翻译者，更应是肩负重任的实践者。这不是局限在实验室内的分析测量，而是基于大量临床经验上的革新。

　　就我个人经验而论，门诊和调查是两种有效保障途径。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我每周两天门诊从不缺席，现在健康中心有2．4万名病例，和我保持密切联系的有几千个，这本身就是宝贵的临床资料。

　　还有调查。20世纪80年代中期，受心理测量等方法传入的影响，许多学者相继开展了有关体质或气质的现象学调研分析，我也做过3次较大规模的调研，分析体质与个性的聚类与相关性。现在我还带学生进行类似的“田园式调研”，这更符合新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精神。

　　当然，做临床、搞调研，包括编写教材、翻译书籍等，都是基础性工作，很难见到成果。所以更需要中医工作者心态平和、潜心实践，把有价值的东西推向世界，让更多人关注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