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

───黑格尔

希波克拉底生于科斯岛。虽纯系偶合，COS（科斯）这三个字母既代表着医学，也代表着《黄帝内经》和希氏医学的三个重要元素，即Creativenness（独特的想象和创造）、Observation(客观、准确的观察)和Sensibility（敏锐的感悟力）^（6）。希氏的著作──《希波克拉底文集》（Corpus Hippocraticum），和古希腊的许多典籍一样，是在亚历山大城搜集和编辑的，汇集了各种来源的医学理论与经验、包括克尼达斯学派的医著。但以希氏及其学派的学术思想为主。全书七篇，要确定哪些是希氏本人所著，非常困难，但可以肯定它非一时一人之作。《黄帝内经》由《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组成，共18卷，162篇。同样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

（一）惊人的相似   深入研究、比较《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不难发现许多内在的惊人相似。择其要者分叙如次：

巫术和超自然主义观念的抛弃　　当代人看来，超越巫术，抛弃超自然主义观念似乎不足为奇。但从人类医学的全部历史进程看，却有异乎寻常的意义。这一特征表明中西医学已真正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即理性地看待人体及其疾病的时期。

《希氏文集》最基本的观点是：疾病是一个自然过程，症状是身体对疾病的反应，医生的作用就是帮助身体的自然力量。《论圣病》说：“被人们称为‘神圣的’疾病（指癫痫和一些精神患者──引者），在我看来一点也不比其它病症更神、更圣，与其它任何疾病一样起源于自然的原因。只因这些病症状奇异，而人们对它们又一无所知，充满疑惑，故尔将其原因和性质归之于神灵。”^（7）（第Ⅰ节）《内经》认为一切疾病的原因不外内伤七情、外感六淫，超自然的原因是不存在的。“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大恐”。（《灵枢•口问篇》）《素问•五脏别论篇》明确宣布：“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所有这些，表明中、西古代理性医学已具备成熟而自信的风度。

整体观念的确立　　整体观念是《内经》医学的突出特征之一。《内经》重视人本身的统一性、联系性和完整性。认为构成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互相协调、相互为用；在病理上互相影响。它从不把五脏、六腑、骨骼、肌肉、皮毛等看作互不相干的系统，而是看成在“神”（神机、中枢）的主动调节下的有机整体，关注整体联系和相互制约。治疗上也重视整体，决不单纯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整体观念也是希波克拉底医学的特点之一。他强调：人体各部分之间的结构和功能互为因果。疾病不仅是某一单个器官的病变，每每牵及整个机体，导致全身的不适和机能失调。身体各部位病变可相继引起其它部位的异常。

《内经》特别强调“人与天地相应”，对人与外在环境间的关系，阐述极多。“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自然界是人类生命的源泉和生存的空间，自然界的运动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使之相应地表现出不同的生理过程和病理变化。疾病的发生发展与四时寒暖、乃至昼夜变化等均有密切联系。医生治病，不仅要因人制宜，还要因时、因地制宜。“必先岁气、无伐天和”（《素问•五常政大论》）。《素问•异法方宜论》相当系统地论述了这些方面的具体问题。

《希氏文集》也很关注环境因素对人体的影响。《论风、水、地域》一文与《异法方宜论》堪称中、西古代两篇光辉的医学地理学文献。希氏告诫医生必须认真考虑季节气候、城市的座落方向、风的性质、水的质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等。他说：“为了在某一特定地区行医，医者须懂得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嗜好、饮食、劳动、娱乐、风俗之类情况，因为人的器官及其功能随季节等因素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医生进入某陌生城邦，不得对地方病一无所知”。（《论风、水、地域》第Ⅰ、Ⅱ、Ⅲ节）。他对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也有很大热情，并详细分析过不同的环境因素与人的体质、地方常见病等之间的关系。希氏特别指出：“考虑病人的生活模式是必要的，处方用药时万万不可忽视”（《论养生Ⅰ》第Ⅻ节）。

动态平衡思想的孕育　　既然人与环境息息相关，人是有机的整体，各组成部分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协调对于健康便有重大意义。治疗也就意味着力图恢复这一动态平衡。

阴阳是人和天地万物最基本的两类物质属性。人的正常生命活动，是阴阳两个方面对立统一、保持协调的结果。故《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阴阳失却平衡也就成了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本机理；而调整阴阳、补偏救弊，促使阴阳恢复相对平衡，便是治疗过程中最基本的原则。故《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中医学的五行学说，以五行属性来说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生理活动、病理改变。五行之间动态的相生相克，使人的部分功能既不发育无由、也不亢而为害，维持生生不息的生理状态。若这种动态平衡失调，便会出现相乘或相侮等病理现象。

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病理学说也寓有动态平衡思想。此说认为若组成人体的基本元素——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在比例、能量、体积等方面配合得当，且完美地混合在一起，人就享受健康。如某种体液与其它体液分离，不相协调，任何一方的过多或过少，人皆会感到不适和痛苦（《论人的特性》第Ⅳ节）。健康是体液的和谐配合（Crasis），体液的配合不当必然导致疾病。希氏说：“某种物质的缺乏是有害的，过多亦然”，“如果身体中的热和冷同样混合，则无恙，因为热平衡冷，冷平衡热”（《论古代医学》第Ⅸ、XVI节）。

各器官之间的交互关系，即所谓体液所产生的交感平衡非常重要。《论食物》中说：“一切都建立在液体统一会合的基础上，一种统一的和谐、统一的交感的基础上”。（第XII节）。自然界的每种事物都倾向于恢复到一种和谐，即恢复到那种构成生命的完善的协调。这种平衡一旦受到破坏，就需要重新建立秩序与和谐。

《论古代医学》还指出：人体内的四体液又与大自然的四元素——地、气、火、水以及四特质——热、冷、干、湿——互相配合。四种体液的配合失当，有先天的、营养的原因，特别受外界季节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这样，人体的四体液便成了整个自然体系的一部分，机体的生命活动就需和外在环境保持和谐与动态平衡。

细致的观察与哲学学说的引入　　在方法论方面两者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希波克拉底认为客观、系统、仔细地观察病人是医生的基本职责，强调实践、临床观察而非思辨推理的重要性。其观察主要是依据感官，包括肉眼检查、触摸、嗅气味等，一种不成熟的听诊也被实施。整部《希氏文集》，充满大量精细的观察和对疾病过程的准确叙述。《箴言》是《希氏文集》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著作，在长达千余年的中世纪被作为医生的圣经，是长期在病人床侧进行全面观察翔实而生动的记录。对许多疾病的症状、病因预后的描述，至今仍有价值。如“肥胖者比瘦人更易遭受卒死”，“逐渐昏绝，又无明显原因者，可能卒死”，“脊柱畸形常与咳嗽共存”等等。而《论预后》第II节对濒死者面容的经典性记述　，已被称为“希波克拉底面容”。

临床观察也是《内经》医学的基础，其对自然和人体所作的真实观察同样是天才的。从人与自然的关系阐发、望闻问切等诊断技术记录，到脏腑生理病理的认识，对经络的循行途经的描述，以及各种疾病传变和转归的说明，无不包含着无数人长期、细致观察的结晶。

由观察获得的经验事实虽丰富、真实，但要创立医学的体系，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依附于古代哲学。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内经》的理论骨架和说理工具。没有先秦哲学的大繁荣，没有《易经》、儒、道学说，便不会有《内经》的医学理论。马王堆出土医书与《内经》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有着更浓厚的哲学气息、思辨色彩。

正如《内经》大大地获益于古代哲学，古希腊哲学亦同样嘉惠于古希腊医学。①希氏医学的许多重要思想源渊于毕达哥拉斯、阿尔克迈恩、德谟克利特、恩培多克等人的学说。四体液病理说无疑是希腊哲学的直接演化而来。《希氏文集》中的个性主义倾向的萌芽，则与“原子论”不无联系。所以，19世纪研究《希氏文集》的著名学者F.Adams说：“希波克拉底著作中出现的许多医学理论可以在古代自然哲学中找到”。“如果对古代自然哲学没有充分的熟悉，绝不可能合理地懂得希氏著作中的理论和思想”^（8）。科斯岛上的这位圣哲则夫子自道：“热爱智慧（哲学即爱智）的医生犹若神灵，医术与智慧之间没有鸿沟“，认为医生的工作永远离不开推理。（《论适宜》第V节）

当然，《内经》和《希氏文集》都是以临床观察为基础，在直观和整体水平上，借助哲学理论，从整体、联系、平衡、和谐等观念出发，概括性地表述了一系列医学问题，从而构筑各自的医学理论大厦。它们具有古代科学理论的某些共性。当代科技史学者认为：近代科学是古代科学的发展，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古代科学，包括古代希腊、中国、印度和中世纪阿拉伯的科学，基本上处于现象的描述、经验的总结和猜测性思辨阶段”^（9）。这段话，也可用来评述《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

（二）貌合神离    受中华民族“求同”思维惯性的影响，人们在比较研究《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时，首先注意到的是二者的相似之处。以致不少人形成这样一种看法，似乎中国古代医学与古希腊医学在本质上没什么差别。然而，《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毕竟诞生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中，二者存在不同是理所当然的。

功能与实体的离合　　在解剖学不发达的情况下，《内经》有取类比象、由表知里的方法，借助当时有限的解剖知识，把相互联系最紧密的生理功能、病理表现，与体表部位归纳在一起，用“五脏”和“六腑”加以概括，形成了以整体、恒动的功能系统为特征的脏象学说，该学说忽略了对人体各器官组织进行本体性、结构性研究。从此，这一倾向促使中医生理研究走上独特的发展道路。而《希氏文集》则不同，它虽然把人作为一个整体，并认识到机体各部分之间及其环境的协调平衡就是健康，但它对人体各组织器官的功能描述，更多的是以具体的客观解剖形态为依据。不妨以关于“心”的认识为例：《内经》从功能之间的联系出发，认为：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藏神，与小肠相表里，在体为脉，在色为赤，在时为夏，在音为徵，其气候为暑，其五行属性为火，开窍于舌，其动应于虚里，在情感为喜，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在味为苦，其荣为色，其液为汗，……。尽管《难经》有“心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之说，但这些论述猜测的成分很大，中医学的“心”，从总体上说，显然脱离了解剖学上的“心脏”，成了代表一个功能系统的符号。希氏则在《论心脏》等文中指出：心脏有两个室、两个房，右心室供给肺以血液并从肺接受气而互相交换，左心室不含血而含气，是体热之所在。希氏虽说过心是智慧之所出，但通观全书，他更主张思维、感觉的器官是脑而非心脏。这些认识固然很幼稚，但毫无疑问是建立在心脏的解剖实体基础之上，没有脱离解剖形态。这样，《内经》使解剖形态学研究成了可有可无、不那么重要的了，而《希氏文集》则为人体解剖构造的实证研究留下了余地，突出这方面探索的不可缺如性。

理论解释的普适与局限　　希氏医学认为人体（包括宇宙万物）均由两种对立统一的干性、热性的“火”和湿性、寒性的“水”构成。日本学者将这种认识称为“水火生成论”。此论与《内经》的阴阳学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水火生成论基本局限于阐述饮食物的性质和养生问题。阴阳却是高度抽象和普适的，“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不仅能说明自然的构成和运动变化，更可概括人体上下、内外各组织之间，以及每一组织器官本身的复杂关系，“人生有形，不离阴阳”（《素问·宝命全形论》）；疾病的病理无论怎样变化多端，均可由“阴阳失调”来说明；在诊断、辨证、治疗中，阴阳是提挈一切的总纲。

《内经》和《希氏文集》在具体医学理论上更为接近的莫过于“五行学说”和“四体液说”。希氏四体液学说的主要思想列表如下：

医学之父主要用四体液学说进行人的气质分类，说明人体的病理，而且是部分疾病的病理。《内经》中五行学说作用比这要大得多，五行归属亦宽泛得多。可以说，自然界万事万物，人身的各个方面，均可用五行加以配属和联系。而且，五行之间不是静止的，存在着复杂的生、克、乘、侮关系。

因此，中医五行学说能解释生理与病理现象及其联系，综合和分析各种临床资料，并指导临床立法、处方、用药。《内经》进一步将五行与阴阳学说结合起来，五行中有阴阳，阴阳中有五行，并以脏腑、经络作为依据，使之贯穿于中医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的每个环节，从而形成了一个博大、自洽、完整的医学理论框架。这个体系不仅能被医生用来圆满自如地说明医学中的种种问题，还能用来解释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及其变化。在理论的完整性方面，《内经》走得如此之远，比较之下，《希氏文集》相形见绌，望尘莫及。

哲学与思辨的地位　　《希氏文集》引入了古希腊哲学思想，但并不占主导地位，希波克拉底在主张医学不能缺少哲学的同时，又极力反对虚妄的思辨和推理，并不以为哲学可以代替医术的具体研究。他把哲学仅仅当作一种权宜的工具和方法（参《论古代医学》第XX节）。希氏的观察陈述，基本上是就事论事，很具体实际，很少渗透有理论说明。希氏方法论的特点是归纳而非演绎，他不赞成不加限制地推理。从整体看，《内经》的哲学思辨比《希氏文集》要强烈得多。《内经》的不少观察陈述本身便包含了理论解释。“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走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府。”（《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这段文字里，对自然和人体生理的客观现象的观察叙述与阴阳学说的理论已水乳般交融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希氏医学有一种个性主义倾向，而一千六百年后文艺复兴的基本特点就是个性主义。

综上所述，可以清晰地看出：《希氏文集》虽然没有直接为实验分析和解剖研究开辟道路，却提供了可能和导向。《黄帝内经》受“天人合一”哲学信念的支配，以阴阳五行学说为逻辑工具，以脏腑经络学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具有高度抽象、涵容性极广的特点。这个理论是自洽的，具有左右逢源的生命力，其本身差不多臻于至善至美，因而很难证伪，使得理论自身的质变，突破几乎不可能。中医学术两千余年的一脉相承，与《内经》体系的这个特征有着深刻的联系。《内经》医学显然不再需要解剖生理学为其进步的前提，更不适宜于实验分析方法的生长，却为临证医学中大量医疗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留下了回旋的空间。公元2世纪的张仲景和盖仑使中、西医学彻底分向而行，其来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