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    

　  现在对中医持反对或者告别态度的大致有三类人：第一类人主张唯科学主义逻辑，以西方科学标准衡量一切，认为但凡从结构上找不出严密的依据又没法用逻辑关系进行说理的，就不是科学，就要被淘汰。这是学术观点之争。第二类人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深，有迷恋西方的倾向，因此持反对态度。第三类人则有借此哗众取宠“作秀”的嫌疑。对于这类杂音，不必太在意。

　　●主持人：解放日报记者 杨 波

　　●嘉宾：何裕民（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华医学会心身学会主任委员）

　　新闻背景：有人奉若珍宝，有人弃如敝屣。近来，一场围绕中医的存废之争引起轩然大波。尽管卫生部已针对所谓的“万人签名取消中医”的行为公开发言称，“这是对历史的无知”，并坚决表示“反对取消中医”，但还是有人从各方论证中医的“不科学”与“不安全”。譬如科普作家方舟子撰文质疑中医药的疗效，并称，“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是“伪科学”；而以揭批伪科学著称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也公开表示“支持批评中医”，并坦言，“如果打分的话，西医可得90分，中医只有10分”。

　　主持人：事实上，对于这场沸沸扬扬的“网络签名”事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已发表声明进行澄清：真正参与签名的只有区区一百多人。但跳出这场争论本身来看，还是有问题值得我们反思。比如，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医？

　　何裕民：说起来，引发这场争论的始作俑者张功耀和我还有一点渊源关系。他曾投了一篇文章给《医学与哲学》杂志，主张取消中医。当时我是杂志的副主编，尽管很多人认为这篇文章不值得一登，但在我们的坚持下最后还是不加删改地刊登了。我认为学术领域内有争鸣是好事，引发大家讨论会有助于对问题的认识。

　　实际上，关于中西医或“科学”与“玄学”的嘴皮子仗，前两年已经开打了，只是动静没有这次这么大。现在对中医持反对或者告别态度的大致有三类人：第一类人主张唯科学主义逻辑，以西方科学标准衡量一切。在他们看来，但凡从结构上找不出严密的依据又没法用逻辑关系进行说理的，就不是科学，就要被淘汰。这是学术观点之争。第二类人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深，有迷恋西方的倾向，因此持反对态度。第三类人则有借此哗众取宠“作秀”的嫌疑。对于这类杂音，不必太在意。

　　我认为，医学不仅是科学，还是一种人文文化；医学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种艺术。在对待中医问题上，有些人主张用唯一的西方近代科学标准来评估。这种标准在解释化学、物理学等现象方面很成功，但在解释生物学现象方面会面临挑战。因为，生物科学与物理科学的规律不完全一样，标准也不能一元化。近代科学并非是唯一的知识源泉，也绝非唯一的知识标准。不能得到近代科学支持的观点，在逻辑上有可能是近代科学的无能为力，或者暂时水平不够。从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元性角度看，中医不仅仅是国宝，也是科学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参照物。

　　主持人：很多人将这次的争论与一个世纪前关于中医是否“伪科学”的争论联系起来看。您如何理解？

　　何裕民：这次的争论，无论是在深度还是时代意义上，都与五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上世纪初，中国刚刚打开国门，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怀着满腔热情，希望向西方寻求科学，以救国图强。彼时的中国还没有任何科学精神，所以很多西方舶来的东西都被接受，而许多传统的东西则遭到批判，其中难免有偏激之辞，但可以理解。毕竟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启蒙运动。回过头来看，今天再谈这个问题，就不是什么思想解放，更多的是一种“作秀”。我们今天最缺乏的是人文精神、宽容精神以及平和地对待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精神。对于现在出现的“取消”中医的声音，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偏见，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

　　举个例子。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汉医界也是本着科学救国的心愿，首先提出要废除“汉医”，尊崇“兰医”（即西医）。然而到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医学界开始出现了“复兴汉医”的声音，至七八十年代达到巅峰。一百年前是汉医首先提出要废除汉医，一百年后却由西医提出要振兴汉医，因为他们认识到，“现代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东洋医（即汉医）”有很多实际价值可资借鉴。

　　主持人：与日本、韩国在复兴传统医学方面的不遗余力及所取得的效果相比，目前中医在我国的处境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内忧方面，面临后继乏人、质量参差、信仰缺失（学中医的人不信中医）等问题。外患方面，譬如我国的中药处方有一千多种被外国抢先注册；又如日本医学权威大敬节在弥留之际对其弟子说：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

　　何裕民：中医的生存危机客观存在，包括“国内现在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这样的数据也是真实可信的。中医的发展遭遇“瓶颈”，出现低谷，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暂时性现象，与转型时期社会风气浮躁、急功近利心态有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华文化的崛起、整体话语权的提高，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目前中医界有几个突出的问题需要正视。首先，中医的培养存在问题。我们的教育模式借鉴的是西医院校的那一套，批量生产，这对于需要传统文化根基、需要临床经验积累的中医而言是一个致命伤。在培养中医传人方面，我们现在多学校课堂教育，少传统师徒帮带。其次，现在很多综合性的中医院，采用统一模式管理，讲求经济效益，这本身就是个问题。第三，在对待中西医的态度问题上，有些观念需要扭转。比如有人认为西医能治百病，中医只擅长治疗疑难杂症。其实，在急诊抢救方面西医固然是强项，但在很多小毛小病（如感冒）以及一些常见病（如高血压、冠心病等）的治疗方面，中医还是很有优势的。在“治病”方面，或许中医不敌西医；但在调整状态方面，西医不敌中医。中西医各有优势，完全可以协同作战，没有必要剑拔弩张，全面抗衡。最后，学习中医一定要心态平和。我常对学生说，中医是个“煲”，要慢慢熬，才有味道。

　　主持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争论对于发展中医也许是个契机。至少，争论背后凸显的问题已经引起从政府主管部门至普通百姓的广泛关注。那么，当务之急是否如一些专家所言，要制定中医药的国际标准、进行立法规范？

    何裕民：给中医立标准、立法，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为中医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氛围。从政策角度，不仅要在基础研究方面舍得投入，对于重大科研项目给予全力支持，同时在实用技术方面鼓励中医（院）大胆地深入群众。不能用西医的评判标准来评价中医，不能把所有东西纳入一个考核体系。并不是“大”医院才是好医院。在中医界，好的医生往往不在大医院。这是由中医的文化特点决定的：人性化治疗，更贴近民众。中医要有大发展，决不能局限在游泳池里，而应该深入江河湖海。一个地方应该有几家核心医院，更多的应该发展小型的社区医院。从中医自身的发展看，应该在基础研究中体现实力和价值，应该放开临床实践，鼓励探索创新。比如前阵子曙光医院“针麻手术”的成功，就是中医临床的开拓之举，既有科学意义，又有实用价值。同时，应该拓展中医药生存新空间。今后中医可能不仅局限于治病，还应对亚健康等病前状态实施干预，对病后虚弱的身体进行调理，以维护健康，增进健康为目标。这几块结合在一起，才是中医的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