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里程碑。……在许多这种交流中，作为“学生”的落后国家最终总是超过做“教师”的先进国家。

　　　　　　　　　　                               ───罗素

（一）表层的汇通    17世纪以后，随着西方的领土扩张、文化侵略，东西方医学在中国全面相遇了。相遇激起的碰撞促使两者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西方医学除了进一步吸收中国卓有疗效的治疗措施如针灸、药物等外，也开始对中医学的历史、医学理论、脉学等发生兴趣，并进行了研究。而中医学界对大举渗入的西方实验医学，不少人措手不及；也有一些明智之士面对实验医学的成果，悟出了自身的欠缺，认识到吸收西方之长的重要性。

17世纪以来，西方陆续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医学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西方医学家们充分运用了“选择”这一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以中国医学的实用技术充实了西方的实证主义医学。但是，他们对中医学的核心理论并未加以重视。

1643年以后，波兰传教士卜弥格（Boym, M.）在华期间，选择了部分中医医理、脉学、药物学著作，其中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的《中国植物志》（拉丁文），是最早传到欧洲的本草专著。1671年，法国Harvieu, R.D.所著《中医秘典》，1682年Cleyer, A.所著《中国医法举例》都引录了卜弥格译述的中国脉学。后者还介绍了中医舌苔与289种中药，附有经络与脏腑插图68幅。1707年末，脉搏计数器的发明者弗洛伊尔（Floyer, S.J.）著《医生诊脉表》，亦转译了卜弥格的译著，并指出中医脉学对他的发明有所启发。

我国的针灸术也是17世纪传往西方的。1676年，德国、英国分别出版了关于灸术的书；1683年，荷兰医生赖尼（Rhyne,W.T.）推出了最早介绍针刺术的著作——《论关节炎》；同年，Gehema.J.A在汉堡撰写了《应用中国灸术治疗痛风》，认为灸术是治疗痛风最好的方法。此后，针灸术开始流行于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比利时、法国等。

19世纪初，西方医学界对中国医学史发生兴趣。1813年Remusat, A.著有《关于中国医史研究》；1820年，Pearson写下《中国医学史》。

所有这些，虽然多从实用出发，但也为20世纪后深入研究中医学开了先河，积累了资料。

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医学界逐渐看到自身医学观中以原子论的间断性、结构性、层次性观念为导向，偏重于分析解剖，强调病理诊断和单纯拮抗性治疗，从不同层次研究人的生理活动和疾病过程的具体细节等探究活动带来的一些弊端，部分有识之士深入研究了中医学元气论为主的基础理论，意识到中医生理观、病理观等中贯穿的矛盾统一整体观方面的长处，从而将中医学看成是西医学的重要补充。

在西方医学的飞速发展形势下，中医界亦有一批有识之士，敏锐地发现实验科学的长处，在强大的保守势力围困下开始汲取西方医学精华，试图为中医学的发展开辟一条新路。中西汇通学派则是其中之代表。

从明末医学家方以智开始，清代王宏翰、王学权、朱沛文、唐宗海、以至上世纪初的张锡纯、恽铁樵、陆渊雷等著名中西汇通派代表人物，他们或接纳西学，提倡汇通，或互验勘比，中西对照，或援西证中，或取长补短，或借鉴西医以使中医科学化，提出了种种主张，汇成了轰动一时的学术潮流。

诚然，中西汇通学派的实绩并不十分坚实，其原因在于当时没有形成开放的文化形境；传统文化封闭、保守的积淀使得他们必然会受到重重围攻。此外，当时的科学方法论并不成熟，不能为他们提供先进的手段；在认识论上，尚不能深入地从哲学、思维方法、医学范式、审美角度等较深层次解析双方体系，无法构建新医学的蓝图，而只能从较浅表的层次进行粗略的比较、牵强的解释和生硬的引用中西医结合。

（二）历史比较中的同与异     中西医学都共同经历了起源阶段（本能医学）、巫史医学、经验医学等阶段。尽管各自发展情况极为复杂，但相同的内容毕竟较多，且总体上看，13世纪以前的中国医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只是17世纪以后，欧洲社会条件和自然科学的刺激，使西医学呈现出加速度发展，中医学开始落伍。

有人曾粗略地比较过中西医学的发展史，^（25）表明：中西医起源时间略同；公元2世纪前基本平行发展；2世纪以后、十五世纪以前（中世纪），西医学明显处于低潮，中国医学平稳发展；17世纪后，西方医学直线上升，中医学虽仍处于上升状态，但对较西医学落后了许多，使中医学在比较的意义上处于低谷。但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以后西方医学涌入中国，中医学并未被取代，而且仍有一定的发展趋势。这与现代科学技术及西医学对传统医学的撞击有关。

总之，中西医学的差异，主要是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背景是其根源性因素之一，方法论不同，则是造成差异的直接原因。中医学几千年来的一脉相贯，显示出强大的超稳定性及基此而衍生出的排外、自我封闭等特点；而西医学经过学术中心的多次转移、遂发展成集多民族医学精华于一体的开放型体系。此外，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经典理论框架内的微观渐进，始终保持一种低速度的稳步特点，属于常规科学发展类型。故此数千年来的学术进步都没能超越《内经》奠定的理论基础，只不过使其更加丰富、更充实、更加成熟。而近代西医学则处于方法不断创新，理论不断更替，框架不断突破的比较剧烈的变革之中，一同于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

（三）迎接新的整合     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Prigogine, I）在《对科学的挑战》一书中指出：“我们正向着新的综合前进，向着新的自然主义前进。这种新的自然主义将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其对实验的强调和定量的表述，与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的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并认为这将创造新的科学与文化。其实，医学界也已显露类似的端倪。西方在经历了高度发展后对东方文化进行了有条件的选择，作为中医学的传承者、接力者，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通过中西医学发展史的比较，我们有可能深入了解各自的特点，寻找出各自特殊的规律性，以及与之相应的方法论特征。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说：“一个刺激要引起某一特定反应，主体及其机体就必须有反应刺激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由认识结构体现的，方法论则是其中重要因素。上述发展史的比较研究，就是为了健全这种认识结构，加强对西医学撞击中医学这种刺激的反应能力。历史证明，中国传统医学力图用原有的模式去同化西医学是徒劳的。只有对自身作出顺应、调整，创建新模式特别是进行研究方法及方法论的变更或革命，以适应时代的挑战，才是今天中医学发展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