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的嬗变及对科学主义的消解

何裕民

笔者在媒体采访时曾分析指出“告别中医中药”闹剧的始作俑者和参与者大致有三类人：一、是科学主义忠实信徒，他们以科学主义为尺度，指点江山，贴标签，纳入“科学主义”则昌；游离于外者，非剪除不可；第二类是盲从西方文化者，大多是年纪较轻的科学工作者，特别是西医工作者；第三类是典型的“作秀”者。后两类均不足批谈。对第一类，笔者在充分尊重他们的信念与学识的同时，却很想就他们的认识或思想之根作一刨析。希望籍此以推进对诸如中医学及西医学等有关认识的深化，甚或在某些方面取得共识，并借此研讨医学、科学，甚或传统文化背景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从而将无序而破坏性的“闹剧”转化为积极的思考与创造。

科学主义的核心    我们认为：不管“告别论者”承认与否，他们带有鲜明而典型的科学哲学的“科学主义”色彩。而这一思想根源，又源自逻辑实证主义。孟建伟先生曾以“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兴起”，对此作过很好的阐述。不妨借助他的研究，展开我们的讨论。①

逻辑实证主义源自上世纪20年代后期的维也纳学派。它以《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为宣言书，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哲学”运动。它的科学观有两个基本点：（1）强调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即自然科学；除此之外，皆非“科学”（而此自然科学，即通常理解的物理科学，及以其为核心所拓展的科学）。例如，洪谦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中就指出：“科学之为自然理论的体系，之为实际真理的系统，在原则上仅有一种，就是自然科学”。②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也强调：“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通语言，这就是说：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包括）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分裂的。这就是统一科学的论点。”③

（2）强调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她与其他文化之间有着截然的界线。这界线表现为：①就性质而言，是知识与体验的区别：“知识是事实的证实的认识……是以形式构造为对象，……是科学的基础；”就像西医学所做的那样。“而体验是基于感觉的，……以主观世界的一致为对象，……是生活的方法。” ①就象中医强调的‘天人合一’，“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一样。②从依据而言，是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科学依据的是事实（或观察陈述），如理论与已知事实完全一致，那它就得到证实——或因无法“否证（证伪）”而被确认。因此，“科学是客观的，唯一的，与价值保持中立。而非科学文化则依据价值陈述或价值判断。”③从语言上，科学用的是表述，表述的是经验事实，可以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因此在认识上是有意义的。而其他则采取的是表达性语言；“虽可表达情感或理想，并可感染他人，但并未表述任何经验事实，故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  ①

   “告别论者”的思想根源    无须多作引证，我们便可以在“告别论者”对中医的批判中，一再看到这些论点的翻版：

“科学研究的是普适的自然规律，它没有国界，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各个学科都相互联系、统一在一起，不存在一个与其他学科都无联系、甚至相互冲突的独立科学学科”。

“其他学科术语无法翻译成物理科学语言，那就不是‘科学’，那就是‘伪科学’”， “中医学无法对译成物理学语言，因此，不是‘科学’，甚至连‘伪科学’也不是。”

“经验本身并不是科学，有效性并不等于科学性，…科学没有国界，也不属于某个民族所特有” 。“科学只有一个”， “医学科学也应该只有一种，没有中西方之分”。“中医理论是一套前科学的体系，与现代科学完全无法兼容，” “对于同一研究对象，不可能有两套毫不相干的科学理论体系…”，

“…以后上了生物系，成了生物化学博士，当然更不可能相信中医，否则对不起我所受的科学教育和生物医学专业训练。”

“个案证明不了疗效，患者的证词不能做为疗效的证据。”
    “从我看来，中医里的阴阳五行理论是伪科学…中医的整体思维是很笼统的，不作具体分析，”“…它在理论上落后。什么叫做虚火上升，什么叫做寒症，这些语言是不科学的。而且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这套理论是完全不科学的。”

“科学真理只有一个，这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不能说真理就是多元的”。

 “告别论”者对中医学的批判，大致就这些。无须作深一层的剖析，便不难看出，他们的思想根源，或哲学根基，就是典型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尽管有些还谈到了波普尔的否证说，但其思想深处，信奉的还是实证主义。

客观而言，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在上世纪的中国，是根深蒂固的。之所以会这样，原因有二：一方面：上世纪中叶正是这种观点大行于世，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诚如孟建伟先生所言：“在这样的科学观和哲学观驱动下，逻辑实证主义者们不仅将科学主义的浪潮推到了历史最高点，…在这个领域里，聚集着许多颇有才华的科学家和精通科学的哲学家，不少人毕生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不仅是文化的中心，而且是唯一‘有意义’文化，而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了说明科学，因此，科学哲学也就成了唯一‘有意义’的哲学”。①

另一方面，不得不归咎于我们的教育。自解放以后，直到8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的教育只有一种声音：唯一正确的哲学就是马列主义，科学的当然就是当时世界的显学——实证主义。包括笔者在内的50、60、70年代，乃至80年代中期以前的受教育者，大多把上述的“科学观”视作天经地义的唯一正确之观点。即便是90年代直至今日的受教育者，仍缺乏接受多元文化、多元哲学观、多元科学解读的条件与氛围。因为教育及学术研讨的主导权、话语权仍掌握在这几代人（60～80年代受教育者）的手中，这就是现实。

以逻辑实证主义为核心的科学主义的缺陷是明显的，甚或是危险的。这缺陷体现在多方面：①唯一只有物理科学（或与物理学能“通约”的）才是真正的科学，从而排斥了其他所有学科；这其实正是“新教”在科学领域的霸权主义体现；②方法的局限：科学所信奉的只有还原、逻辑与实证；③“用非历史的观点看待科学与其他学科的界线，只把它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孟建伟则进一步将哲学限定为是科学范围的活动，以及“所确定的哲学方法即逻辑分析的方法”等也列为逻辑实证主义的缺陷。并指出：“正是由于这些诸多的缺陷，逻辑实证主义的这种系统的科学哲学现遭到外部人文主义者有力抨击，又受到内部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即历史主义的严重挑战。” ①

历史主义对科学主义的超越：“告别论者”哲学根基的“松动”   上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是对科学主义的一次有力批判。其焦点在于强调：（１）科学与其他学科，包括物理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甚至非科学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线。即科学分界问题是一个伪问题。Ｌ·劳丹便以专著讨论了《科学分界问题的消逝》。

（２）“注重对科学理论作整体的评价，而不是单个理论的评价”。历史主义学者“把‘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研究传统’（劳丹）或‘背景理论’（费耶尔阿本德）这样的‘大理论’当作分析科学的基本单元，强调‘特定理论’是在更大的传统或‘大理论’的部分，而后者以往的成功或失败关系到特定理论在经验上能否妥善建立。’因此，在历史主义者看来，科学的依据并不是（或不只是）经验事实，或者说除了经验事实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处于某个‘大理论’核心代表该‘大理论’的根本的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释事实，探究真理，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 ①因此，他们认为科学的依据不仅仅是事实，同时更倾向于价值评论。也就是说，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价值中立说”。

（３）历史主义者更关注科学的实际发展，也就是历史过程，提出了包括“常规科学”、“科学革命”等的不同形态，并试图建立科学发展的历史模型。

（４）历史主义者认为：“理论如同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一样，是历史的实体，他们特殊的个体性（更不必说他们的理性评价）都要求一种深入的历史考察，这种考察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揭露了对理论进行的传统解释的缺陷。”（劳丹）用孟建伟先生的话来说：历史主义“把科学看作是人类历史的活动，强调科学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故“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的，是发人深思的……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的精髓‘宽阔得多’。” ①

其实，从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角度对中医学作出评价，８０年代中后期国内学者已做了不少，总体是积极的。例如“告别者”们持“唯一性”以否定中医，在有一定历史主义背景的人看来就缺乏基本的哲学根基。因为后者强调应善对科学理论作整体评价，特别是倾向于同时或更注重价值评价，那么，中医理论尽管是一个“ 苦涩的酸果”，但她的“捆绑事实”、“解释事实”、“助发现”以及“解难题”等的科学价值，是无法置疑的。又如，从历史主义视角，对中医学发展作深入的历史考察以及综合她的传统范式及相应的时代特征，包括在现时代医学发展中的意义，我们更不能低估中医学的科学价值。④

总之，在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与超越中，历史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有力地遏制了科学主义的蔓延，而且，提出了许多新的命题以挑战科学哲学。如果我们的思考能倾听一下历史主义的观点，而不拘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巢穴，关于中医学的讨论，也许将会是另一番气象了。所谓的“告别论”，所谓的“伪科学”之说，将成为无稽之谈，消解在根源之初了。

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主义的消解    对科学主义致命一击更是后现代主义。他们倡导的是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强调（1）科学并不比其他信息体系更客观，更合理。“科学是人发展的许多思想形式之一，而且未必是最好的”（费耶尔阿本德）。罗蒂也反对仅将 “合理”“客观”“真理”等与科学捆在一起，而把其他统统排斥在外科学主义的态度。（2）反对科学沙文主义，反对万事仅以科学作为唯一的标准，认为这样将限制人们的思考与探索。（3）倡导多元主义方法论，主张用各种思想与方法，包括正统科学嗤之以鼻的传统方法，去揭露科学中所预设的宇宙观和意识形态成分。

后现代主义尤其强调人类科学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和丰富性，强调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联，反对纯粹用（物理）科学或还原论的尺度来审视、批判别的学科类型及文化！他们消解了（物理）科学在当今社会作为真理化身的唯一核心地位，因此，从根基上抽空了“科学主义”存在的意义。①

客观的说，后现代主义并非铁板一块，人们常从不同角度作出大致的区分，包括建设型的，解构型的；积极的，消极的；后实证主义的，反实证主义的等等。国内哲学界学者认为：无论何种形式的后现代主义，都是西方文化危机的一种表现，也都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种批判与超越。例如：就“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而言，它试图战胜现代世界观…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社会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它并不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允许现代自然科学数据单独参与建构我们世界观的科学主义。”（大卫·格里芬）。而这种已成为世界观了的科学主义正是“告别论者”津津乐道，用于敲打中医药的“棍子”，至少是潜意识里左右着他们的思维与判断，并用作批判中医药及其他科学文化的唯一尺度。

邢润川先生等曾专论过后现代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关系，他们引用哈贝马斯的研究，指出：在当今主流西方世界，“科技已经进入并变成政策的制定，价值判断，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生活方式的安排等人类的所有生活领域”；已经渐成“一种意识形态”。“科学能为人类的所有学科提供合法性的证明”。但后现代主义却针锋相对地批评说：“科学主义恰恰忽略了，即使是在当今的自然科学内部，要想达到统一也已经十分困难了，更何况为其他学科提供合法化证明”。⑤

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当代哲学家利奥塔尔在他的代表作《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通过多个环节的论证，深刻地指出了“现代”科学本身所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另一位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则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论证，消解了“理性”与“非理性”等命题的二元对立之错误。“证明了理性对非理性的优先性是不可靠的，因而科学主义对反科学主义的优先性也就成了有问题的论断，从而在基础建设上瓦解了科学主义的合法性基础”。⑤

理性对疯癫——科学主义对中医药学   说到后现代主义，不能不谈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对理性的批判。福柯在其代表作《疯癫与文明》中，从对西方社会的疯癫史的深入研究切入，展开了他卓越的分析。他认为，“正是理性界定了疯癫，同时也是理性造成了疯癫”。通过对隐藏在理性的语言背后的因素的追问，福柯发现，文艺复兴后的西方文明史中，随着人类觉醒的理性开始对人自身进行分类。“凡是不符合所谓理性标准的都冠以疯癫的名义，进行处罚”。“在这里，理性通过一次预先为它安排好的对狂暴的疯癫的胜利，实行着绝对的统治。在紧闭的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既然亚里士多德都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却相反的命题必然是疯癫是人的兽性的自然存在，因而疯癫必须服从理性人的决定”…。⑥写到这些，我突作联想，不是吗？把这里的“理性”，置换为“科学”，把“疯癫”置换为“中医药学”，在先验的前提下，我们大胆的“告别论”者们，不也正在对“中医药学”等施行着各种审判或惩罚吗？以种种堂而皇之的名义，将其“流放”出人类文化之列（踢除出医学之列）！甚至大叫：“能被一棍子打死的科学，就是伪科学”。这里，有的只是以科学名义的 “淫威”与话语霸权。用福柯的话来说，这是“在理性的名义下产生的规则，以完成了对人的全面统治”。因此，福柯认为“作为科学主义的核心的理性，在科学完成它的解放功能后，日益成为一种压抑力量。”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批判，这同样也是对今天的“告别论”者们的科学主义思想根源的除草“刨根”式的痛击。

新实用主义对科学主义“颠覆”   后现代的新实用主义者们也参与的“颠覆科学主义”根基的理论建构。例如，奎因就以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两个教条，动摇了它的理论基础。一是认为存在着不依赖事实的分析真理（逻辑真理），并强调分析真理与以事实为依据的综合真理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二是“还原论”问题，“即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标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就第一个教条而言，奎因认为不存在纯粹的逻辑（分析）真理，且分析真理与综合真理之间的区分是相对的，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而且，分析真理归根到底也是非必然真理，而具有或然性。由于逻辑实证主义所谓的实证科学是建立在一系列逻辑真理前提下的分析结果，这一教条的消解，“所谓的实证科学也就成了有问题的所言，它所倡导的科学主义自然也就成了一种虚妄的幻想。”举例而言：“结构决定功能”是不证自明的逻辑真理，因此，以此为基，通过分析所确立的生理学、生物化学等就成了科学真理。而尽管有着通过各种现象综合归纳出的循经感传之事实，但因找不到对应实体的结构，故“经络”只能被逐出事实之例。很显然，奎因的对这一教条的消解，启发我们需对很多问题作出新的解读。

对于第二个教条，即还原论原则，原本要求一切科学命题都必须还原为经验命题，从而得以为经验所证实。对此，奎因则持整体论科学观，强调检验知识的不应该是一个观念或命题，而应该是整个科学理论系统，检验的准则不是“经验的观察”，而是经验的实用性；即不在于它是否为观察所证实，而在于它在经验中是否有用。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被称作科学哲学的“新实用主义”。基次，我们不难作出推理：中医的“气论”，在目前情况下，尚无法为观察所证实，但它在临床经验中却是屡用不爽，因此，气论仍有其科学价值。

奎因的后继者，新实用主义的代表罗蒂对科学主义的批判走得更远，他强调：“不管是客观性还是合理性，都不应该按照某一学科的理解而否定其他学科的理解。也就是说“客观性，合理性的多元化”，他并认为“科学（主要指物理科学，下同）并不是具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它只是话语的一种形式而已…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立是可以取消的。科学活动既然并不高明于其他人类活动，科学就不应该成为其他学科的典范”。罗蒂的批判，取消了把科学当作上帝的偶像崇拜的情结。

综合而言，后现代主义反对的是物理科学是唯一有意义的真正科学，并以此排斥其他科学的观点和做法；包括应用物理科学的观点、方法及尺度，去审视、评价其他科学与文化的科学主义，或曰科学沙文主义。因为在逻辑实证或科学主义者的信念里：一切要经过自然（物理）科学与逻辑的“照妖镜”检视，在其之下，所有无法纳入或“通约”的学科、文化都是毫无意义的。“告别论”者的论调中，便一直出现这样的警句：在科学和逻辑的筛选下，中医药学没有意义，因而没有存在价值，因而应该被剔除。可见，如果我们有起码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对科学哲学的嬗变作出理解，而不固守科学主义一途的话，这种“告别论”，在上世纪50-70年代尚可谅解，尚有一定的根基，而在今天，只能说是种反历史潮流而动之“逆流”，或曰“闹剧”了，因为它缺乏起码的哲学根基和逻辑前提。

总之，诚如邢润川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作为科学主义思潮的主要理论支点都遭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强有力的阻击。”它“从整体上消解了科学主义的神话”。可帮助我们“警惕科学主义的无限制的扩张，防止它由解放的力量蜕变成压抑的力量”并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科学观。⑤

后现代主义对生命科学的渗透  也许，就哲学讨论哲学，过于乏味与苦涩，也不足以说服人。哲学讨论时，人们需要案例，需要示范。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与消解，已经开始影响生命科学，包括医学。而在这么一股具有浓厚时代气息的潮流推动下，人们对于中医药学的认识与解读，也许会出现截然不同于“告别论”者们所持的消极解构性态度，而趋向于积极的、建构性的姿态，将其有机地融汇到多元的世界科学文化之林中。

就医学的基础——生物科学而言，笔者在《中医学方法论》及“请守住科学的底线”一文中，曾不厌其烦地分析过生物学的分支论与自立论的观点对立，以及新生命科学哲学与迈尔思想，他们强调生物科学与物理科学有着质的不同，从目标、方法、规律表达形式等都存在着明显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用物理科学来规定生物科学，生物科学有他自身独特的体系，在两者之间，应强调多元，应保持持续的间隔。这些明白无误折射出生物科学领域的反实证主义思潮。而这一思潮所依据的许多事实是经得起推敲和逻辑论证的。⑦

就医学本身而言，我们认为，循证医学的崛起，并广受重视，也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体现，是对重实验、重观察、重视客观数据及唯科学指标论的一种反叛。例如，它强调对临床经验的循证，重视作为临床具体参与者——医患之间互动关系的作用（而这在经典的实证科学中，这恰恰被视作干扰因素而必须加以排除的），它追求临床多种信息的综合评估，以及主张以患者为中心，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生物医学，关注的只是以细胞或基因为核心的“疾病”），强调要取得病人高度的依从性（compliance）（这也是科学主义之大忌）。这些，既是对早年医学传统的回归，更是对标榜为“科学”的生物医学的超越。④

又如，医学的妹妹学科——心理学，也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心理学思潮，他们致力于反叛科学主义心理学，已从心理学的方法论，基本原则、研究对象和研究法则等多方面都进行了批判，且在社会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精神分析及心理治疗等领域获得了相对集中的优势。它们“着力于摧毁理性对心理学的独断和科学实证主义的霸权，提倡经验理论和相对主义，提倡整体论和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人的心理，强调心理学研究的‘去中心’和‘多元化’，主张方法的多元化和理论的多元化，要用多维度、多视角、多方法来研究心理学。” ⑧

再如，与健康、疾病密切相关的营养学也一样，科学主义的现代营养学的核心内容是经过分析获得的RDA（每日营养素的标准摄入量），这完全符合物理科学的基本精神。然而，新近不少营养学权威对此大加鞭挞，如P.Holford就认为，RDA是“营养学领域的最大约偏差”，他主张符合不同个体特点的“最佳营养学”，其思想颇似中国传统的“辨质”营养学。另一位营养学权威J.Bland也批评说：“RDA与每个人营养需求的确定是毫不相关的。”美国柯林.坎贝尔博士因在中国从事健康调查而享誉世界、营养界，他的《中国健康调查报告》更是“石破天惊的书”，颠覆了经典的科学主义主流营养学。书中有两章：第十三章“科学——黑暗的一面”，“第十四章：科学简化主义”。更是发人深省。

需要多一份敬畏、尊重与宽容   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及对其根基的消解，也并不完全赞同他们对科学的理解与否定，应该说实证主义、历史主义、证伪（否证）论，以及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和夏皮尔的科学实在论等对于今人理解科学，都是有所帮助的。我们反对的只是在“新教”思想的潜移默化的驱使下，以唯一的标准与尺度，行使科学的威权主义、沙文主义；动辄以贴标签、打棍子方式，把其他学科或文化划为“另类”，定为必须立即除之而后快的“伪科学”，一如“告别论”者对中医中药的所作所为。而特别欣赏后现代主义的多元观、多元方法，欣赏后者的宽容与睿智，主张在后哲学文化的语境下，多一份对自然的敬畏，对人性的敬畏，对传统的敬畏；多一份对其他科学与文化的尊重与宽容，应承认不同学科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并以宽容的态度应对这些差异，处理不同以意见或信念，应充分利用对话以实现不同认识或知识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以自身所理解的科学与文化使人类科学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作为结束语，鉴于“告别”闹剧及中国医学的现状，我们呼吁：中国医学，应经历一场人文精神的洗礼。唯有此，现时代的中国医学，才能顺利而和谐地发展。

①、孟建伟：从科学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J）1996.，12.（1），15－21。

②、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第131－132页。

③、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第490页。

④ 何裕民，主编：《中医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 210－221。

⑤  邢润川，等  论后现代主义消解科学主义的策略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J）2005，22（1），41-46。                                   

⑥、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57－193。

⑦、何裕民：请守住科学的底线 （J），《医学与哲学》2006，

⑧ 谢原：浅析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反叛，（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31（6）：7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