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学”。

-------张景岳　

（一）从象测得脏     唐代王冰在疏注《素问》时说：“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张景岳说得更清楚，“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可见，“藏象”一词，本身具有由外在信息（象）推知内在情况（藏）的方法论含义，亦即前面讨论的司外揣内方法。中医学关于脏腑的理论认识，与这一方法有着不解之缘。它主要是通过对生理、病理等表象信息的观察分析后获得的。

中医学对藏象学说的系统阐述始于《黄帝内经》。藏象学说将人体内脏分成“脏”、“腑”与“奇恒之府”三大类。心、肝、脾、肺、肾组成“五脏”，“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②有着“化生和贮藏精气”之共同生理特点；③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等组成“六腑”，“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②有着“受盛和传化水谷”等共同生理特点；③“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府”。③三者中，详于脏而略于腑，对奇恒之府甚至很少论及，遂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的藏象学说。

（二）形态研究的缺失      无法否认，实体解剖在藏象学说形成之始，曾起过一定的作用。《灵枢·肠胃》和《平人绝谷》等篇对整个消化道的形态、大小、长短、内外经等的描绘，便足以说明当时已有一定的解剖实践和大体解剖知识。然而，人们不应该过高估计解剖学知识在藏象学说形成和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它充其量只是在形成之初，为人们归纳分析表象信息资料，提供了一粗略的内在脏器大体解剖概况，以便外在之“象”可以和内在之“器”在人们构造理论过程中借助思辨对上号。而一旦对上了号，藏象学说雏型初具，解剖知识就显得有点多余了，要重视解剖的呼吁竟成了极不和谐的“噪音”。在元气论和“重神轻形”等观念的导向下，中医藏象学说的发展走上了一条奇特的路，只注重司外揣内，援物比类和经验反证，而放弃了实体观察。发展到今天，遂出现了这样的事实：即使人们最为详尽地加以论述的五脏，亦罕有结构性概念，心、肝、脾、肺、肾无一例外；甚至六腑之一的“三焦”和后世十分重视的脏器“命门”究竟指什么，至今都无法说清楚。面对众多纷纭的争执和“有名而无形”之类怪诞的诠释，人们只能自我解嘲式地指出：“更重要的并不在于确定三焦是属于哪个实质性脏器，而是在于研究和掌握三焦在生理、病理学上的实际意义”。①

（三）疏于形而丰于象      观念和方法上的特点，使中医学的脏腑等概念，拙于具体形态之类的认识，却又以涵容较多的经验事实为补偿。这一特点源于藏象学说的建构方法，特别是五行学说的归纳络绎。人们借助五行学说，对所获得的一些表象信息和医疗经验加以归类，把六腑、五官（九窍）、五体、以及五志、五液，五动等都一一归并于五脏之下，遂形成了形态结构和心身机能上的五个子系统；又根据五行的相生相克，把五个子系统按构想中的正反馈（相生）和负反馈（相克）机制，联结成一个封闭循环的大系统；援物比类和五行属性归纳络绎等方法进一步促使古代思想家把天人相应观念落实到具体的理论陈述中，遂五个子系统（五脏）又分别与自然界中的五季、五方、五气、五味、五音、五色等存在着理论上的某种对应关系。这样一来，有关脏腑之类概念的涵容，不可能不广泛，不可能不大大超越实体脏器之外。结构形态方面的忽略和基本知识的缺如，更使得这些概念的涵容可以无限制的膨胀，因为人们无须顾及实际中的体内脏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需根据经验所得和理论需要去构造它、扩充它。这一特点使之能不断容纳后世实践中积累的新经验，以致发展到今天，藏象学说在“相关性”和“超量内容”方面都很有特色，但在可检验性方面却大为逊色。因此，这是有用的“工具”，却非严谨的科学概念。所谓“藏象学说中的脏腑，不单纯是一个解剖学的概念，更重要的则是概括了人体某一系统的生理和病理学概念”。①或曰：“是一个功能系统的概念”，或曰：“整体意义的概念”，其实都是对中医脏腑概念实际上有用，却非经典意义上的科学的理论概念之现状的一种凄婉的搪塞。

（四）实体的脏器　　 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西方医学即有了较严格地对应于实体的一系列脏器概念，出现了包括诸如血管、神经、乳糜管、心脏瓣膜和腱索、精囊、精索、卵巢、输卵管、脑膜、脑室、脉络丛、听神经、视神经等比较微细的器官概念。文艺复兴后，西医学的进步与更新大都发轫于对实体的更进一层的描述和揭示。作为科学知识的脏器概念，与实体的关系也日趋逼真、精细和清晰。因此，可以说西医学的脏器概念是关于科学理论中“实在论”的典型注脚。这与中医脏腑概念迥然异趣。在此基础上，“功能”严格地同一、对应、确定于相应的“结构”，亦成了西医学有关脏器理论的一个鲜明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