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黄大道》杂志

学中医的同学有很多困惑。传统中医理论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夹缝中处于什么地位？中医学的研究应该采取什么途径？中医的未来发展态势如何？等等问题迫切希望有一个理性的解答。为此本刊专门采访了中医方法论的研究专家何裕民教授。

中医学的学术发展模式一直是中医理论专家、科学哲学家探讨的热点，就其它科学分支而言，大家不会在基本的研究手段和评价机制上有大的分歧，而在中医学术研讨过程中往往回避不了在基本模式上的纠缠，中医学的这一现象一直让人迷惑，请问何老师是怎么认识的？

中医理论从整体上看，属于元理论的范畴，即基于思辨的自然哲学范畴。其特点是整合了大量的经验事实，包容性极强，理论偏向模糊笼统，概念和实际事物缺乏对应，概念和概念之间则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归纳演绎等推理手段运用过于草率，主要依靠的是理论建构者的直觉、灵感等非逻辑方式，任何事物和现象都可在其中找到解释。中医界的问题在于一直把元理论当成规范的科学理论，研究方法要么是从现实的物质世界中去寻找中医概念的直接对应物，要么就囿于从理论到理论的循环论证，比如中医“气”的概念，如果非要去搞清它的物理性质，恐怕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医的“气”更多的是指一种状态或功能，自然哲学色彩极浓，不能和物理学中的“汽”、“气”等同，就象哲学“原子论”不能和自然科学中的原子理论对应一样。有人想给证立标准，试图用某个指标来说明，这是不恰当的，对象是混沌的，指标是具体的，结果就是空的。所以中医学研究最要紧的在于把中医从自然哲学的藩篱中剥离出来，让它取得独立的形式，因为中医学中蕴涵了大量的科学因素。研究方法必然要求是实证的，主要是临床的、流行病学的、实验的等等。具体来说，先要对中医的概念做一个梳理，把概念按照跟事实的结合程度分成若干层次，居于顶端的如“气”、“阴阳”、“五行”等，最低级的则是诸如现象描述的一些概念，实证工作可以先从低级概念着手，即进行解构，当然解构并不是要把中医理论搞得支离破碎，另一方面还得重建，即围绕中医学中已有的而又能被实际指认的核心概念如“体质”来展开。要强调的是，这一工作应该遵循从事实到理论的顺序。

何老师曾经写过一本《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那么中医现在处于什么地位？中医和西医并存的理由是什么，我们为什么看不到中国数学、物理学和西方数学、物理学上的对立？

中医学很难严格地用科学或不科学来界定，中医理论摆脱了很多原始思维的束缚，内容极其丰富，含有许许多多有价值的东西，她还提出了一些现代科学技术没有注意到或者无法解释的课题，比如经络理论。但是中医的缺陷也很突出，所以我们万不能估计太高，有强大自然科学作为支撑的西医毕竟还是主流。

古代中西方存在学科的分离，但一旦遭遇就逐渐融合了，研究对象有机程度越低的学科融合得越早，有机程度越高的学科融合很慢，所以数学物理学等已没有中西之分，而医学因为研究对象是高度复杂的人体并涉及精神，就出现了中西方的分裂。亚里士多德谈到释因的时候提出了“四因说”，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物理学的解释框架是质料因的，即用机械论的观点来说明，比如有人问，车子为什么会动呢，我们就回答因为车里装了驱动的质料和有相应的结构。但是在生物学方面人们会问，人为什么要长嘴巴呢，我们往往回答因为人要吃饭要说话啊，也即是说人长嘴巴的目的是吃饭说话，所以生物学的解释框架是目的因的。结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容易搭成共识，而目的就容易产生分歧，就象上面讲的，我们既可以说长嘴巴是为了吃饭也可以说长嘴巴是为了说话。另外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还有几个不同，比如物理科学已经形成了公理化系统，不同层次理论可以逻辑的、数学的整合在一起。而象进化论之类的生物学理论还只能进行定性描述，有人甚至对于生物科学理论是由规律或定理组成的命题表示怀疑。在探讨生物科学和其它自然科学的关系上面，有两种流派，一派是分支论，即认为生物科学就是自然科学的一个普通分支，另一派是自主论，即认为生物科学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

何老师过去曾经主张把体质学说作为中西医融合的桥梁，那么现在中西医是逐渐融合还是进一步割裂了呢？未来中医该如何定位？

这里涉及到一个中西医的比较问题。中西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藏象、气血津液、经络等概念与西医现代认识相去甚远，具有不可通约性，所以需要先找到某种媒介把它们联系起来。而中医体质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医的基本概念串了起来，证的基础实质上就是体质，体质概念具有可操作性、具体性等诸多优点，也容易被现代科学认可和展开实证研究。中医讲整体观念，而体质学说正好完整地体现了整体观念。西方医学虽然注意到了体质的影响，但更多地关注微观的病理改变，重病而忽略了人，所以中医体质医学必然也会丰富现代医学。

在中医的概念里面，病的内容比较少，西医主要的着眼点在于治病，而中医的主要着眼点在于调整状态，治病不是中医的优势。中西医各有自己的优势，两者可以协调起来，并不赞成中医抛开现代自然科学的独立发展路线，说中医的思维超越了现代科学无疑是自欺欺人。医学就是医学，没必要把中医和西医划一条明确的界限，也用不着害怕中医西化。中医学说和西医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就象中文和英文，只是一个手段或工具，目的是沟通思想，没必要用西医证明中医的学说，手段仅仅是途径，内容才是核心。语言与思想有内在联系性，互相阐述时肯定会有偏差，但可以克服。

现代医学不管怎么发达，人还是会生病，生了病，许多只能控制或缓解而不会完全恢复，这不是不可知论，而是客观认真。在疾病和健康之间存在第三状态，即所谓亚健康，中医是大有可为的。对病前和病后进行干预，把中医定位为现代医学科学中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而不是与西医抗衡。

有人说：中医具有强烈的文化色彩，有中医经常说中医诊疗如何人性化，但人性化的诊疗能否代替科学地诊疗，如何评价王国维先生的可信的东西不一定可爱，可爱的东西不一定可信？

首先王国维的这句话不是公理，医学的诊疗活动本身就是可爱的。这里涉及到对医学的定义，对医生来说，追求的是科学，而对病人来说要求的是服务，只有在人文关怀下的科学才有价值。希波克拉底誓言强调医学目的是解决病人痛苦，所以医学必须回到原始的起点，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病为本。西医的机器越来越先进，但对病人精神层面的关注却很无奈。中医的望闻问切等手段，辨证论治的方法常常体现出人性的光辉。新的医学模式必然不是简单的生物学模式，而是社会-心理-生物-文化-伦理的综合模式。医学需要借助物理学，但生命科学还必须要有自己的方法，我们要考虑病人的意识、思维、情感、文化等背景，医学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所以科学和文化应该达到统一。

对如何做学问，有的人强调要多读经典，有的人强调潜心实验，有的人则注重临床，中医学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是什么关系，到底该做怎样的取舍？

中医界一直在喊更新观念，但很多人仅限于讨论，而不讲实际，所以首先是要确立实证精神，临床是检验标准，要靠市场来说话。理论和临床本来应该是相互促进的，要更好的诊治疾病，有赖于对问题本身做深刻的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的动力则主要来自于临床中的困惑。然而我们很多人做的工作恰恰是从书本到书本，从实验室到实验室，而临床工作者则不理会基础研究的成果。单纯的文献研究、临床研究或理论研讨都有不足。对经典要一分为二的来看，我们判断一个学科是传统学科还是新兴学科，判断已有知识是创造的障碍还是条件的时候，主要取决于思维类型。所以在基础与运用、理论与临床、务实与务虚上应该保持“必要的张力”，明确方向，多做实事，协调发展。

最后想问一下，青年学生或是青年中医如何成材，中医未来的前景如何？

方向性问题一定要搞清楚，每个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人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技术型的，一类是创造型的。技术型的比如搞中西医结合临床，这方面的工作很多。创造型的必须要站得高，有创造性思维，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突破。青年学生可以在广泛的范围进行接触，但最后要定好位，“麻雀满天飞，最后还得找到根据地。”自西学东渐以后，中医的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先是求生存，现在环境开放了，更多的是谋发展，当然也带来了一些迷茫和困惑。但是有需求的就肯定能生存，社会对中医的需求还是很大的。中医的发展呈“U”字形模式，在落后的农村受欢迎，港台和沿海发达地区也很受欢迎，，不景气的是内陆中小城市，一方面中医有简廉便等优点，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更高的健康要求。所以中医的空间是很大的，舞台也很大，关键是定位。还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中医不要自己给自己戴帽子，我们首先是科学工作者，再次是医学科学工作者，最后才是不排除其它科学的中医工作者。

后记：何老师给我们最强烈的感受是他的求实态度，在与他的谈话中他多次强调要务实，他善于思辨，但也善于踏踏实实地研究。他对体质医学、心身医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肿瘤临床中的实践探索和丰硕成果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除此以外他还积极探索中医的产业化模式，在商业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对我们青年学生寄予厚望。希望我们的这篇采访稿能给同学们许多启示，引发诸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