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革命“波普化”、“艺术化”的年代，满大街的“切·格瓦那”装扮的青年，没有人真是愿意承继他“革命”事业的“战士”，大多是一群追逐帅气、展露阳刚的都市小资，他们甚至都不知那个遮胸头像的原型曾经是一位浴血丛林的“游击”英雄，将他混同于丛林“游记”的作者。不过，还真有吸取革命时代精神养料的人在，某日，重遇何裕民教授，作为寒暄，相互询问起“近期何为？”他郑重地告知在学《毛选》，更确切地讲在研读《论持久战》，从他严肃的神情看，不像是“波普一族”，于是便与他深聊起来。

何教授是一位医名显赫的中西医结合肿瘤专家，他告诉我，他研习《论持久战》还是循着肿瘤医疗的“战争思维”而来的，但是，他从毛泽东的著作中读到了另一种“战争类型”，不同于人类20世纪引为自豪的控制感染和传染病的“战争”，那是一种手握重兵和精良装备的“闪击战”，新研制的抗生素是威力巨大的“火箭炮”，是“B52轰炸机”，细菌无法抵御抗生素的“横扫”，“战争”在短期内就决出高下胜负。然而，人类与肿瘤的决战情形大不相同。机理不确，（有若干假说），手段单一，疗效不佳，因此，我们要研究70年前的那场抗日战争，战争早期，敌强我弱，敌进我退，正面战场的几十次“会战”没有能克敌制胜，反而大量消耗了有生的军事实力，不能求其速胜的将领立即滑向速败亡国，悲观失望，毛泽东则力排众议，指出中日战争即不可能速胜，也不会速亡，“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双方较量的平衡在占领大半疆土之后，抗战必经三个阶段，失利阶段，相持阶段，反攻阶段，其中“相持”阶段最漫长，也最艰难，但是，这一阶段里，通过不断地损敌益己，敌我态势逆转，积小胜为大胜，弱者逐渐转强，所谓“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同时，国际局势也发生逆转，共同进入大反攻阶段，取得最后胜利。

同样，针对肿瘤的“战争”不同于抗感染，尤其是中晚期肿瘤患者，能扛得住连续放疗、化疗“大刑”的人不多，常常是病灶缩小了，人也形销骨立了，骨髓功能完全抑制了，多器官衰竭了，甚至再也起不来了（速亡），如同《论持久战》所述：“速胜论者不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起一定的变化以前，就要举行战略的决战”，这种以机体、器官功能自毁为代价的自杀性“攻击”是愚蠢的，应该摒弃，当下，在许多病人和家属的意识里，发现肿瘤不治疗是“等死”，而选择不恰当、不明智的治疗则是“找死”，花钱找死，还找罪受，招来了痛苦和忧伤，求速胜，反速亡。当年毛泽东曾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同样，面对肿瘤“犬牙交错”的病情，我们需要新的治疗主张，新的疾病观念，那就是要放弃以“杀戮”（斩尽杀绝为中心的治疗观，放弃“速战速决”、“药到病除”的幻想，选择积极的“姑息治疗”，接受“带瘤”生存的现实，以“持久战”为心理预期，以患者的“生存质量”为中心，以长期“周旋”（相持）为策略，根据个体差异，选择“适宜的”治疗手段（手术、放疗、化疗、中医抗癌，或姑息调养），选准机会，适度进攻，同时，不失时机地积极选择中西结合的方法培正固本，培育体内的免疫活力和器官协同能力，抑制肿瘤的生长，延长存活期，等待新药、新技术的诞生和救援。

最后，何教授感叹道，八年抗战，艰苦卓绝，终以中国人民胜利而落幕。在我经手的数百例癌症治疗中，大凡能悉心“相持”和“周旋”的病人，大部分也会突破“拐点”，即使不能取得临床治愈的战略胜利，也可达到最大限度延长生存期、提高生存质量的战术目的。

听完何教授讲述他的学习体会，心中咯噔，一个念头冒出来：战争的艺术与医疗的艺术是相通的，用药如用兵，克癌如克敌。临别之时，我表达了遗憾，您应该将这份“感悟”告诉他的同行和病友呀，他笑着回答我，他写了一本书，马上要出版，书名叫《癌症只是慢性病》。并允诺一定送我一本，我想，许多人都期待能读到它。

王一方

医学硕士，编审。现供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有医学人文专著《敬畏生命》(江苏人民，2001)出版及专论二十余篇刊于《医学与哲学》、《中国文化月刊》(台湾)、《读书》、《健康报》等。近年在《中国医学信息导报》开设医学人文专栏，多次受邀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作医学人文普及讲座、对话。